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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绿色数字新经济 两岸企业家共拓产业合作“新蓝海”******

　　(台海观澜)聚焦绿色数字新经济 两岸企业家共拓产业合作“新蓝海”

　　中新社厦门12月21日电 (记者 闫旭)“数字科技应用无所不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台企在大陆内需市场大有可为。”参加2022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的台湾大学科技政策暨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詹文男如是说。

　　在20日于厦门举行的2022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上，开拓大陆内需市场、共拓数字经济“新蓝海”、探索两岸产业融合新模式等议题，成为两岸工商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詹文男认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和产业的创新发展、转型契机；数字科技应用渗透到城市治理、公共交通、医疗、智能制造、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台企可积极布局云计算、物联网、元宇宙、集成电路、健康医疗等产业。

　　是次年会以“建构产业合作新模式，打造绿色数字新经济”为主题，推动两岸企业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经济、低碳产业等领域的合资合作。多位两岸企业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岸经济融合密不可分，广大台商应更积极主动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拥抱内需市场，分享发展红利。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扎根厦门30年的台资企业，一直探索数字化转型。“搞好数字化研发、生产和管理，这是一条光明大道。”该公司董事长韩莹焕称，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线进行智能升级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大提高。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说，提升数字科技可有效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低碳化可大幅释放数字技术的发展潜能，加速产业的数字化应用创新和转型进程。两岸应携手合作，共同挖掘这两个极具长期发展潜力的新产业商机。

　　台湾中原大学国际贸易与经营学系荣誉教授、工商协进会顾问林圣忠表示，大陆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走在世界前列，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两岸互补性强，可共同打造芯片产业链。”

　　林圣忠建议，两岸产业界更多聚焦绿色减碳、生物科技等行业领域，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岸产业合作新业态和新模式，增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着力提升两岸产业融合的层次。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亦建议，两岸企业家携手掘金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共同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推动两岸绿色低碳产业又快又好发展。

　　不少与会台商认为，在2050年前将工业化以来的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的净零转型，需要企业投入一定的成本，这既是挑战也充满机遇；未来，两岸企业可以携手合作向绿色低碳、数字赋能转型升级，寻觅新的商机。

　　在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大陆明确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秘书长林军表示，希望双方产业小组聚焦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节能减碳等领域的产业链合作，从单个企业、单个项目、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开始，逐步扩大合作领域，争取获得务实成果。(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